余秋雨(1946.8.23-),浙江余姚县人,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剧协副主席。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
余秋雨的散文有这几个特点,余秋雨先生在写作散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切能够用学术方式表达清楚的各种观念,他早已在几百万言的学术著作中说清楚。因此,他写散文,是要呈现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格调,那就是白先勇先生赞扬他的那句话:“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蕴藏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精神悖论提供优美的仪式”。
第二,余秋雨先生写作散文前已经有过深厚的人生体验。他出生在文化蕴藏深厚的乡村,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家破人亡,又在灾难之后被推举为厅局级高校首长,还感受过辞职前后的苍茫心境,更是走遍了中国和世界,把这一切加在一起,他就深知中国的穴位何在。因此,他所选的写作题目,总能在第一时间震动千万读者的内心。即使讲历史、讲学问,也没有任何心理隔阂。这与一般的“名士散文”、“沙龙散文”、“小资散文”、“文艺散文”、“愤青散文”有极大的区别。
1.《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2..《白发苏州》
“吴侬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正可印证中国文化传统的虚伪,苏州“缺少金陵王气”并非仅仅因为“缺少”,而是在表面上它正好走到了“王道”“王气”的反面,化成了旷世美人西施兼亡国亡君之地,女人的成为“祸水”和女性的“软语”情貌根本是男权话语制造出的结果,却反过来把罪加诸女性身上,明明是女性被动的给男性玩弄,却要代替男性承担“玩物丧志”“祸国亡君”的沉重指责。要读懂中国的事,就不能单去领会“王道”“圣言”的妙理,而要看到底是谁是哪些人在操纵着“王道”说话,中国的道理本身其实毫无道理可言,重要的是权力在谁的手里,谁就是“王道”,谁就能较为长久地讲出“道理”来。
3.《寂寞天柱山》
“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
4.《乡关何处》
蒙昧往往有朴实的外表,野蛮常常有勇敢的假相,从历史眼光来看,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相对于蒙昧是一种进步;但是,野蛮又绝不愿意就范于文明,它会回过身去与蒙昧结盟,一起来对抗文明:外表朴实的对手和外表勇敢的对手,前者是无知到无可理喻,后者是强蛮到无可理喻。更麻烦的是,这些对手很可能与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体,甚至还会悄悄地潜入人们的心底,使我们寻找它们的时候常常寻找到自己的父辈,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历史。
5.<<简单与自然》
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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